十多年的西部大开发作为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性规划，以骄人的成绩引起了经济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也对新一轮开发模式的选择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发展经济学为研究视角，在探析西部开发的逻辑演进与直面深化开发约束条件的同时，以中国西部发展的特殊性及模式构建为主线，试图丰富与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并提升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高度。
一、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梳理与回顾
发展问题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永久话题，经济学家关注发展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繁盛的时代。亚当.斯密将发展问题寄予在“国家富强”的目标中;大卫.李嘉图在讨论其理论体系的难解之题时，始终纠结于“价值创造”和“国富”问题;穆勒父子在尝试边际分析工具时，有意无意地触及到均衡发展问题的理论前提。至此，经济学研究己经进入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命题，特别是数学工具的引入，意味着发展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以杰出的成就成功占领了话语平
台。集研究增长与发展问题于一身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充满争议的学科，由于涉及范围宽广，在成长的70多年演进史中充满着理论诱惑，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增长、经济一资源一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在更加深刻的层面展开了理论对弈。继刘易斯、缪尔达尔等人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后，发展经济学表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甚至以关心人类公平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以历史观观察问题的历史学等，都涉足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阿玛蒂亚.森是以关注贫困问题而为人们所知晓的，不过，他的正义理论更多的关注对象却是能力平等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深层理论与现实问题，就连颐指气使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试图将发展经济学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
从理论博弈看，发展经济学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注。20世纪中后期，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斯蒂格利茨、巴罗等人都对发展经济学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新增长理论的创立使新古典经济学不再停留在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价格矫正、供求均衡等表面问题的解释，而是在承认既有问题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政府政策工具的作用实现帕累托“次优”。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备、信息成本太高，即使是市场竞争也会出现价格扭曲的现实，在一定发展阶段“矫正价格”到“矫正政策”乃至“矫正制度”的曲折历程迫切地提出理论需求，缪尔达尔、刘易斯、舒尔茨等人正是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的认识灵感，并将发展经济学引向新的“坦途”，而且多学科的融合逐渐使经济学走向成熟和精细化、数量化。发展经济学所展示的理论魅力，正是在于它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解释力。
从数量概念看，当今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20多个属于经济发达国家外，其余均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不仅是经济数据显示的差距，而且是经济发展质量反映的深层质态差距，是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不同时期和层次的差距。尽管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贸易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生活必需品供给似乎所差无几，但与发达国家在航空航天、军事能力和科技领域的差距却使发展中国家只能“望洋兴叹”。事实上，不同国家民众的生活质量高低、资源占用多寡等差距都凸显了发展问题是一个严峻的世界性问题。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不仅有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而且还有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特殊问题”。 20世纪80 - 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己经逐渐成为理论和政策关注的焦点，研究者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和变动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王小鲁等的研究强调地区生产率的差异，蔡防等强调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的作用，陈秀山等则强调要素投入的使用效率，不一而足。
近年来，适应中国国情的包容性增长发展模式备受关注，其研究大多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宏观视域阐释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感召力。在区域发展模式选择上，许多学者分别对资源推动型优态发展模式、“资源诅咒”型病态发展模式和资源主导型常态发展模式进行了“分而治之”的描述，陈军等从能源效率角度研究能源丰富地区的发展模式，主张“通过有效措施把能源消费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涵式消费方式上来”，刘生龙的研究通过对西部大开发前后与同期中东部地区的比较，发现“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都有所下降，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丁任重从多角度探讨西部经济发
展与资源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生态理论、资源开发与西部经济发展融为一个研究整体，试图破解西部地区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然而，从众多的研究成果看，以制度为主线的、基于西部地区经济转型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仍有很大的理论空白。
从理论严密性和实践可行性看，国家或区域发展模式应当是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享赋状况的实践依据。新发展经济学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时，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不同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模式不可简单复制与效仿，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各自的发展模式时都面临初始条件的约束，诸如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低、收入低下、资本不足、缺乏外援、人力资本缺乏、技术水平落后、国内地区经济不平衡等，在新一轮西部开发的模式构建中，如何根据西部经济结构的特殊性给其增加有说服力的注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倒逼”机制下的西部大开发与绩效评价
（一）“倒逼”机制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短短20多年，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骤然扩大，这不仅是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并控制经济福利分配的结果，而且是国家梯度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偏离了西部利益的结果。倘若说区域非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大国在一定时期无法跨越的阶段的话，那么，西部大开发则是“倒逼”机制作用的结果。这种“倒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倒逼”政府弥合割裂的市场。在国家范围内，统一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各种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市场结构趋于完善。但是在中国，统一的市场基础被东西部发展差距生生拉断。中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的集聚地，长期以来受区域交通、文化教育甚至信息约束的影响，发展动力不足，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购买力相对低下。对西部地区多年来区域发展和市场化推进的实际发展绩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进行对比，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西部开发
政府是如何弥合市场割裂的。宏观上，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东中西部人均GDP都在增长，但西部的增长速度与东中部相比较差距在不断扩大。西部与东部人均GDP的差距2000年为58.6%， 2009年扩大为63 . 1 %，绝对差距由6 647.2元扩大为21 110. 9元。微观上，随着区域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西部的企业在竞争力和市场竞争行为协调方面不断变化以适应市场的发展要求。但由于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投入欠账太多，本身积累有限，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创新发展的羁绊。尤其是交通、通讯、基础教育和人文发展投入等，西部与东部相比较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说，东部、沿海一方面通过发达的加工业吸引西部廉价的资源，同时又通过商品“回流”占领西部市场。这种“双重掠夺”使得东西部形成了一个强弱程度不同、购买力不同的级差性市场结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政府对割裂、级差性的市场进行弥合性修复并对发展战略作出调整。
其二，‘倒逼”资源产权的制度变迁。西部资源享赋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使其具备了发展的基础条件，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部的资源优势一直被中央政府的计划调拨所控制，20世纪50年代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经济布局己经使西部资源成为“大一统”的共有资源，政治与经济的交互赋予了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掌控权。20世纪80年代后的转型经济期，资源优势仍然掌握在具有强势调拨功能的中央集权手中，资源产权的模糊使丰富的自然资源供养了东部的资源需求并
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正如诺斯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资源产权的制度缺失，不仅使西部失去了发展先机，而且，资源产权的模糊与民间资本对这一领域的产权侵蚀，引致了资源的粗放开采和短期目标倾向，出现了难以逆转的资源贬损现实，最典型的莫过于稀土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给西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又被“资源诅咒”所验证。
其三“倒逼”政府政策的责任感反思。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给予的时序会影响其自然演逃“缺乏责任感的”政策结论会拉大二元
鸿沟。改革开放以来，梯度推进的政策给东部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发展机遇，政策优惠带来的资本积聚、资本集中及市场扩张，使东部、沿海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资本的力量空前强大且贪恋地吮吸着西部的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率先发展中所展示的资本魅力和“资本暴力”不仅形成区域之间快速的发展落差，而且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强吸引，使许多中西部的高科技人才大举东进，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大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能动要素，同时，
“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使东部的上市公司悄然吸引着社会闲散资金，这种人才和资本的“比翼东飞”，自然在短期内形成了和西部强烈的反差。即使政策的责任感促使西部地区享有同等的优惠，然而对后发展区域来说，普惠的政策效应必然大打折扣，“倒逼”政府
政策责任感的反思。
其四，“倒逼”西部发展价值关切度的提升。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的目标应当是多重的”。21世纪发展经济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所要解决的问题。西部的区位特征与多民族属地使得其发展价值具有政治与经济的交互性，对西部发展价值的关切不仅只是定位于资源的丰富与多样性，而且发展价值内涵的丰富性还广泛地分布于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发展的协调上，因此，对西部发展的价值关切度也进入了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
(二)绩效评价
“倒逼”机制下促成的西部大开发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绩效，展示了后发优势与累积效果，集中表现在：
1.在中国经济均衡发展中带来了“后发”效应。自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7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7. 3%提高到14.5 % } 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速有所回落，但仍高达12.4 %。总体来看，西部经济达到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以上”。西部12个省(区)从不同方面展示着后发优势的潜力。如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发展力排名显示，鄂尔多斯增长竞争力全国第一，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圈、关一天经济一体化，都在不断积累着抚平二元格局的自我发展能力。
2.在西部经济质量提升中达到了推动效果。十多年西部大开发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1998 - 2007年，西部地区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数由0.346增长到0. 997”,“公有制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数由0.282增长到0. 884”,“大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数由0.371增长到1. 039”，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创新带动了发展质量的提高，在“十五”期间全国创新能力上升的14个省份，西部地区占有6个。说明越来越多的西部省区重视推进科技创新，尽管这种增长并没有改变西部地区在全国技术创新能力总体落后的格局。
3.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发展快速。新疆、内蒙、陕北的能源，成都、重庆的高科技产业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水平达到新水平”。
4.资本支持和基础设施改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初始条件。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政府在西部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环境治理、通讯等方面己经投资数千亿元，包括利用内外资的资本吸引和国家倾斜性的资本支持与基础设施改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初始条件并形成了经济体系的内在基础，在加快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增强了西部的投资吸引力，为竞争性项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5.政策支持彰显了政府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在产业支持、财政转移支付、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给了西部倾斜性的政策优惠，其中包括成渝经济区、关一天经济区等政策支持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输血”与“造血”机能再造、‘脱贫”与“扶贫”联动、产
业转移与要素对接等，政策支持体现了政府区域均衡发展的要义。
尽管战略实施的绩效显示了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但中国沿海、东部率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决定了西部在全国整体发展中的后发梯度定位，区域发展的差距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1979一1999的20年间经济总量增长了7. 8倍，而同期西部地区仅仅增长了5. 7倍，而且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的”。在这种强烈比对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心理落差，它不仅凸显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以东西部发展的落差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从发展经济学的新视角来看，前十年的西部开发仅仅是一种平衡性开发，中国发展障碍的破除需要升级的、促进性的西部开发，2009年的新
一轮西部大开发标志着更广泛意义的统筹一体性发展，实施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战略，建构促进西部内生发展的制度正效应。它要求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中国的发展问题与区域协调问题，发掘西部地区的发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