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不同城市的产业分化、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以及产业转型的考察业已表明，中国未来城镇化所面临的产业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全球出口市场的结构性转变，沿海城市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结构需转向以内需为导向的产业结构。（2）廉价人工的终结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的产业转型方向将由数量推动转向质量推动,实现有质量的城镇化。（3）充足而廉价的土地供应的终结意味着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方向是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使土地与产业更好地协同融合。（4）技术前沿和技术追赶空间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是发达省市走向产业升级，中西部欠发达省市则走向产业转移。

理论上，金融服务内生性由产业结构决定，不同的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金融服务。因而，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也决定了金融需求的变动方向，或者说，金融系统所提供的资金供给和金融服务必须满足、适应和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才能实现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才能实现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一、产融结构: 历史回顾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金融结构的动态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与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保持了较好的协调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金融系统相对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并使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的、良好的增长纪录。第二，中国金融系统多元化趋势十分明显，扩大了金融的广度，增加了弹性，满足多元融资、应对风险的能力有所增强。第三，必要的金融改革一直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有显著的进展，金融市场的弹性程度有所提升，利率和汇率方面的控制程度逐步减小，从而既增强了金融支持实体的能力，也让这种金融支持更为市场化和透明化。

二、产融不协调的表现

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已取得明显的进步，但从产融协调发展的角度评估，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过程之间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些问题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匹配性、适度性、创新性、弹性”这四个组合上不够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银行为主的融资系统对重资产的工业支持过度，而对轻资产的服务业支持不足，这就使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生产系统的延伸过多地集中在偏离消费领域的资本品上，从而导致产业转型的方向偏离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方向。现实中，中国当前银行融资主导的体系习惯于支持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对服务业的支持不足。类似的产融不协调的问题不仅延缓了中国产业转型的自然步伐,也使得个别重资产领域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第二，金融定价机制的紊乱导致银行对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金融支持较多，对创新能力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不足，产业空心化倾向加剧。一方面，控制信贷总量，以及经济转型中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信贷配给向经营风险相对较小、谈判能力更强的企业倾斜，使得银行贷款更偏好大型国有企业，大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水平整体较低，无法反映实际的资金成本，使得大小企业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差异无法得到体现。未来中国产业转型的重要课题即是按照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小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金融系统对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国有企业支持力度明显更大。

第三，银行对生产领域的金融支持相对较多，而对消费领域的金融支持相对较少，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偏离。从当前的情况看，银行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过多地倾向于生产领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质上强调更多的是金融为实体经济融资。银行贷款，生产型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都是从融资的角度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相反，关注于居民资产配置需要的金融产品则基本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消费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显著小于以投资为导向的金融支持。尽管现有的资产管理行业已经呈现爆发性增长，但是与当前居民不断增长的资产配置需求相比，还是显得单薄和单一。

第四，金融与实体在回报率和期限结构方面存在的错配，也是导致产融失调的关键原因。这表现在：首先，投资回报与资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期限错配问题。其次，即使资金需求和资金供给在时间期限上一致，也有可能因为资本回报率和资金成本之间的错配而导致产融失调。这是因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往往是基于预期，根本的困难是无法事先计算出产品的社会需求情况，因此，事前的评估和事后的结果存在差距，投资成功的概率远小于失败的概率，如若发生无效投资，则投资成本无法收回，资金成本却照付不误。

第五，金融政策往往呈现日益短期化的倾向，且注重使用总量而非价格型工具，导致金融对产业的支持出现旱涝不均和结构失衡。例如，4万亿刺激政策期间，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更为灵活的信贷审核标准导致宽松信贷条件之下企业大幅举债投资，而2011年以来的信贷迅速收缩、房地产资产抵押品价格下降、融资链条收缩乃至个别环节的断裂使得正常的投融资活动难以持久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选择往往是进入赚钱最快的房地产部门，而非实业部门。此外，金融政策通常只强调总量调节，例如从总量上考察金融调控的效率，无非就是偏紧、中性和宽松三种状态，但是在实体经济内部，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差异化明显，仅依赖总量工具很难进行有效调节。

三、寻求适合的金融结构

为增强产业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协调性，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于实体，我们认为，金融结构的转变需要把握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方面的几个关键性转变：第一，金融部门从主要服务于制造业转向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着力于强化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支持，促进第一、二、三产业的均衡发展。第二，金融部门从主要服务于大企业转向大企业和小企业并重，着力于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减轻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挤出，以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创新中的功能。第三，金融部门从主要满足生产性领域的投资需求转向投资和消费需求并重，着力于拓展居民消费的多元化渠道，顺利消除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失衡。第四，金融调控手段从主要依赖总量工具转向总量工具、增量调节和定价机制并重，在总量平稳的条件下，着力于通过增量调节和定价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