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迎来拐点理论升华恰当其时-张培刚发展研究院

　　作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辜胜阻多年来密切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日前，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以题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发表署名文章。文章认为，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理论上的“有益补充”与实践中的初步发展（1978—1992）、理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践中的快速发展（1992—2002）、理论上的“毫不动摇”与实践中的跨越式发展（2002—2012）、理论上的“三个平等”与实践中的转型发展（2012年以来）。

　　辜胜阻认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历史新阶段，新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要破解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大难题，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一要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大力拓展民间投资的发展空间；二要破解转型的“火山”，提升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三要破除融资的“高山”，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助力民营企业摆脱发展困境；四是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

　　辜胜阻说，武汉经济结构的短板就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够，现在要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主要路径一是“内生”，大力培育本土的新民营企业；二是“外引”，通过开放，大力引进外面的民营企业，引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就要紧紧盯住新“四军”，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汉创业，与国内的大型民营企业联手，打造新民营经济集聚地。(驻京记者柯立)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

　　传统民营经济的时代过去了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曾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追踪研究民营经济发展，并于2002年出版著作《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时，史晋川认为，武汉提出发展“新民营经济”，非常敏锐，也非常有现实针对性。

　　传统民营经济已不适应时代要求

　　长江日报：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为民营经济的代名词。3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民营经济发展是否也要走出传统模式？

　　史晋川：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正在迎来重大拐点，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征是，企业主体的教育层次很低，生产的多是低加工低附加值的东西。比如“温州模式”，它的民营经济是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原来是很多的家庭作坊，后来发展成为企业了，生产的产品也都是衣帽、眼镜这些小商品。

　　这样的一个年代当然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不是继续解决温饱时代的问题。今天的民营经济同样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创业主体、涉足的行业、融资模式等等，都在发生巨大改变。

　　深圳的民营经济就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对象。深圳的民营经济，从创业主体来说，多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从行业来说，主要集中在信息化产业、先进制造业。未来民营企业的发展转型，必然依靠的都是新兴产业。

　　积极为新民营经济提供制度环境

　　长江日报：这个转型过程会遇到哪些阶段性困难，尤其是外部环境会有哪些问题？

　　史晋川：民营经济转型，当然是从低端走向高端，这就要考虑到它所面临的制度环境。

　　首先是政策，比如民营企业要进入资源性的行业，它是有天花板的，会有各种准入机制的限制。

　　然后是金融，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当然离不开更高效的融资手段，那么就得有一个发达的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要有新的金融工具，能够让民营企业更好的突破资金瓶颈。

　　从法律层面来讲，民营经济走向高端，它要追求创新，追求更高的产品质量，这需要一个很好的法律环境给予保护，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长江日报：促进新民营经济发展，政府如何主动作为？

　　史晋川：我认为有“三新”，就是政府可以在培育新的创业主体、发展新兴产业还有新的政策上主动发力。这个新的政策，主要是刚才说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比如建设直接融资平台，方便民企把分散的产业资本通过新的融资平台、金融平台汇集起来。

　　现在不起眼，将来可能变成大象

　　长江日报：当前武汉提出发展“新民营经济”，您有什么建议？

　　史晋川：武汉提出发展“新民营经济”，非常敏锐，也非常有现实针对性。当然这件事还要有耐心，最重要的是以平常心看待本地老百姓的创造力。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把大资本大项目当做唯一考虑因素，这就完全忽略了本地已有的要素资源，哪怕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力量，当它们都加到一起去的时候，最后就会变出一个大象来。(记者肖畅)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新民营经济是发展新引擎

　　经济学家、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说，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是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改革非常好的切入点，为武汉的发展找到了新引擎。

　　中国民营经济正从过去30多年来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效益，从产业结构的低端、进入产业结构的中高端，从汗水增长、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武汉概括了新民营经济的八个新特征，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张燕生认为，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需要聚焦两大主题，一是如何培育和壮大新民营经济，一是如何提升和转型传统民营经济。过去40年来，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通常是政府不干预、充分减政放权、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的地方。但现在处于经济新常态，草根长大的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瓶颈，过去民营经济靠低成本竞争，现在需要技术创新、体制创新，一些民营企业面临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能力不够的困境。

　　他建议，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要让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学子，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民营经济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一流大学的作用，举全力把武大、华中科大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知识型、研究型、创造型人才培养的大学。此外，武汉还要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通过调研发现，在一些民营经济发展好的地方，职业技术都蓬勃发展。（驻京记者柯立）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

　　不能靠自发而是要推动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认为，将新民营经济定义为民营经济的迭代升级，是非常准确的。但这种迭代升级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自发的过程，而是需要政府的特殊推动作用。

　　张建华以市场主体举例：任何新经济形态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有一批适应新经济形态的市场主体出现，尤其是企业家主体，政府需要主动培养这样的市场主体。针对当前武汉打造新“四军”——新近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培育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创新创业主体，张建华认为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都不可忽视。张建华说，现在一些城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往往会注重培育龙头企业，以期形成市场的引领带动作用。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到，民营经济中更多的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所需要的是一个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培育新民营经济，政府要真正把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让企业办事中遇到的各种无形阻碍彻底清除，同时要建立有序的市场规范，传统民营经济的特征是粗放发展，但新民营经济一定是规范市场制度的产物。（记者肖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薇

　　主动培育新的创业主体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薇认为，传统的民营经济的特征是“野蛮生长”，往往是量大但规模不大。现在整个中国经济环境不同以前了，尤其是进出口环境变化很大，靠以前的“野蛮生长”，民营企业很难有提升的空间。

　　她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整个中国经济从消费到需求出现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民营经济必然也会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比如创业主体的变化，高校师生、职业经理人、海归创业者以及下海的公务员，将会成为民营经济创业的最主要群体。区别于传统的“小商小贩”，新一代民营经济创业主体，将会是年轻化、高端化、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的人才。

　　邹薇认为，发展新民营经济，武汉的优势不少，比如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挂牌，对于本土民营企业而言，自贸区既可以更多地引进外资金融公司，也可以促进本土企业更好的走出去，这就是说，武汉的民营企业可以融入更加开放的发展格局之中。武汉科教资源雄厚，发展“新民营经济”要充分调动各种积极要素，当然人才是最关键的。

　　她建议，武汉未来要更注重优质项目的产业导向，武汉现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并举，引进的不是低端项目，而是有较高竞争力的项目。近来有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企业家频频到武汉来，可以看到武汉的民营经济前景是很被外界看好的。

　　另外，武汉现在推行“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政务改革，是民营企业家很看重的。民营企业家最担心的是办事效率高不高，“三办”改革是一个正面信号，让创业者和企业家对武汉的投资环境可以产生极大信心。（记者肖畅）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