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侨商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6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11月18至1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出席并演讲。
　　为什么政府官员在写报告的时候会把调结构放在首位，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常常向短期的增长目标妥协呢？我们为什么常常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左右摇摆？他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依赖症”，主要表现为：必须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应对财政支出压力特别是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稳定金融和防范风险，以及吸引精英人才。“高增长依赖症”产生的根源在于增长主义发展模式。
　　他指出，从逻辑上讲，我们既有的经济结构反映的是既定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下的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没有调整的话，结构是调不动的。体制模式和增长模式的改变依赖于进一步改革，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改革，结构调整就只能落在文件上。

　　以下为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大会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论坛。也祝贺新的获奖者，这是国内非常重要的奖项。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重构改革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为什么我们在常常在调结构与稳增长之间左右摇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必要性我想毋庸置疑。如果我们认定一年以来的经济下行主要由结构因素导致，而不主要是周期性因素导致。
　　所谓结构性因素支撑中国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发生了变异，从而导致了产业下降。按照凯恩斯的经济原理，这个时候的重心放在供给侧方面来，我想没有问题。特别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的结构错序越来越严重，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主要从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来提升我们的资源配置效力，来降低要素的配置扭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内涵着力点无效供给，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同时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那就是补短版。
　　我想说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原则和战略应该说到现在也就将近两年的时间，如果你看当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话，应该说供给侧结构改革到今天还没有很好找到一个抓手，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指标来显示这一点，我们的去产能还没有启动，钢铁、建材价格开始往上涨。我们转变资源扭曲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启动，房子价格开始猛涨。
　　最近大家都在讲经济反弹，我们细读数据很多的反弹是政策反弹不是市场化反弹。还有一大堆数据显示供给侧结构改革效果不好，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左右摇摆，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当初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大文章对中国宏观经济未来走势判断“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后来外媒有些评论说中国出现了南院北院之争，这个判断有误。
　　大家回过头来想，当初2011年克强当总理以后他面临真正的经济下行，面对当时的经济下行政府出台了一个所谓调结构政策，这个政策后来被外部的学者概括为克强经济学，它的内涵和当下的结构改革没有本质差异，中国的南北之争是不存在，看法基本一致。
　　差异在于稳增长是一个短期目标，调结构是一个长期目标。这两个放在一起实际上是短期和长期的抉择和平衡问题。因此，当我们在处理两个矛盾的时候，尽管在原则和逻辑上，我们从理智上面都明白中国的未来一定要把调结构放在首位，只有调结构了才能提高中国的增长质量，具有好的结构这样的增长也会建立到沙滩上，我们从原则和道理上很清楚，为什么还在短期当中倾向于稳增长呢？
　　原因在于一个经济结构背后反映的是体制结构。体制结构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结构，利益结构是为被一定的发展模式所左右；因此，调结构绝对是一个伤筋动骨的事情，在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下面经济结构具有刚性，在经济结构具有刚性情况下调结构，如果按照政府方法来做一定会左右为难，不仅如此，在体制发展条件下面，调结构短期一定是对投资的打压。这个时候有可能导致短期内的增长减缓，就有可能导致所谓的经济硬着陆问题。因而宏观管理当局会左右为难，左右为难常常会妥协于短期的目标。
　　为什么总是妥协于短期目标呢？我们早期有一个研究，中国的体制有个高增长依赖症，我们中国构建这样的体制模式，政府主导经济内身产生了一个对经济速度依赖的体制和构架。如果发展模式不变的话，速度低到一定水平以下可能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就业问题、地方财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当然在中国还有经费开支问题和教育开支问题。一旦增长速度下降的话，可能在国内难以形成投资环境，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等等。
　　在中国这样的体制模式下面，并不是偏好速度，而是这样的体制能够正常运转它的效益速度一定是润滑剂，速度一旦低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非常被动的境地。这就为什么政府当局、宏观管理当局，尽管在写文件写报告时，都会把调结构放在毋庸置疑的境地上面，但在具体政策选择上都会向短期的增长目标妥协。
　　我认为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体制和模式下面，我们国家度增长速度有依赖性。如果当下中国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速度在5%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想解决就能解决的。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高增长依赖症，这个高增长依赖症没有得到改变情况下，我们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是左右为难，常常会妥协于短期目标。从而使得结构问题和结构调整总是被延时，从而使得尽管供给侧结构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有的人对中国的增长有担忧，从潜在的增长角度来讲，中国维持中高速增长完全可能。
　　前一段时间人大的宏观报告刚刚做了增长动能的报告，我们对未来的增长新动能做了勾画，这些勾画认为是中国未来中高期的增长，是没有问题。这些新动能加以调动恰恰是依赖于结构调整，这样子的结构调整又依赖于改革，我们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话说的本来很明白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是结构调整，关键是改革。前面阐述中国高增长速度的依赖从而妥协于短期目标，实际上验证了我这样的命题，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关键。刚才讲了如果没有发展模式的转型和体制模式的改变，在既定的刚性结构下面，调结构可能是一厢情愿。比如以去产能为例，我们在2011年开始国家就有意识提出了去产能和去库存的口号和政策主张，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回忆一下，曾经做了一个测算，2011-2013年之间，引发政策主导包括去产能，钢铁、煤炭、有色金属，这些产业这三年当中有去产能，去了一部分，但是再来看发现在这三年当中实际上也在发改委主导下面，在这个行业里面同时又新增了一些产能。结果发现新增的产能比淘汰的产能还要多。这表明没有改革结构是调不动，比如说还有一些新兴产能，比如说光伏产业，光伏产业从产业性质来讲毫无疑问很具有生命力，为什么2014-2015年光伏产业遭遇下降，回过头来想有2011-2012年政府之手在光伏产业乏力的时候大量的财政补贴，从而导致了过量投资出现严重的扭曲。这都表明如果背后没有改革，你再好的方案都是没法落地。
　　我们说你要想真得让供给侧结构改革落地，能够从稳增长和调结构当中左右为难争夺出来，重要还是改革。在大家心目当中和理论上没有太大的争议，为什么没有太大的争议供给侧改革，在中国当下没有很大推进呢？原因在于这样的改革雷声大，雨点不大，和改革的动力有关。回想一下过去30年为什么在改革当中取得巨大的成就呢？
　　是因为中国有非常有意识的改革动力，这个方面不多说了，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讨论地方政府在经济市场化中扮演的角色。简单说，中国为什么在政府主导下导致的市场化呢，原因是中国的财政放权，导致地方政府既是经济主体又是经济经营者。这样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他们通过合作向中央竞争改革优先权，有了改革优先权所带来优惠的租金，又通过租金去招商引资，通过招商引资获得GDP，同时获得了地方的财政分成。
　　这样改革同时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活力，地方政府和企业就会有动力竞争优先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的市长，大会做报告的是市长，报告做完之后喝酒的时候是老板，这个市长到学校做报告的挺像学者，正看像市长左看像老板右看像学者，这是一个好市长的表现。如果这个人像市长只会看文件；如果像老板，做事没底线；如果像学者，光说不会干。
　　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地方政府和企业既有冲突又有依赖，相互依赖当中创造出新产权，导致了这个扭曲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动力，这种动力使得中国过去30年富有成效的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合谋制造出来的。一个地方政府要想干事一定要和老板做朋友，一个老板要想做大生意要和官员做朋友。这个时候制造了个婴儿，这个婴儿通过政治上的天花板导致的市场化进程，这个婴儿坐在一个脏水里面，这就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腐败、分配不公，劳动权利受到伤害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看过去30年的改革，只看到婴儿不看到脏水不行，光看到脏水不看到婴儿也不行。这样的改革动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构成了动力，从而导致了增长和改革。
　　我们重新清理这个关系，我们要反腐败毫无疑问非常正确。但是这样一种高压反腐过程中导致原来的政商关系发生了变异，变异之后地方政府官员原来首选增长，现在首选安全。从而导致了懒政、庸政的问题，过去老板是门难进脸难看，现在老板是门进不了脸看不到，不敢见你了。国有企业文件写的很好，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多好的文件。国有企业的老板不敢跟民营企业联合，一联合说请你吃个饭，没有一个标准，干了这个事情说不清道不明，最后就不干了。
　　毫无疑问改革改了30年确实需要反腐败需要清理关系，不然的话亡党亡国。我认为中国不像日本，它体制没有啥，我们中国有太丰富的增长动力，为什么不能调动起来？你要改革动力要增长动力。我觉得原来的改革动力中国到了一定发展阶段的时候替换掉是对的，当下必须要新的增长动了机制，否则就很麻烦。曾经做过2010年、2011年的微刺激，2008年的微刺激效果很好，为什么2011年的微刺激效果不好呢？不配合了。效果递减，原来发1000个亿有这个效果，现在发3000个亿才有这个效果，从而导致流通过程中太多的货币，这个货币要有去处，股票不涨，发了这么多的钱总要找地方，你必须要有改革动力，中国有这个东西。
　　我们说如何实行自上而下改革，关键是挖掘和培育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央说的很清楚，我们有尚方宝剑，关键是怎么把尚方宝剑落实下去。尚方宝剑讲要把资源在市场机制中起决定作用，怎么把它落到实处？真正让市场机制起决定的作用，我们的改革动力机制就必须要挖掘出来。中国还有30年的中高速增长，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传统的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还有很多。在产业升级的时候有，我们还有城镇化、消费力提升、创新结构提升有很多的红利，中国要崩溃，这是西方在瞎掰呼，我们中国模式有这个能力。我认为核心政府改革，最最关键的是有四个突破口。
　　一是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为前提来重新界定政府以市场机制作用的边界。中央既讲了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现在在学术界和政府层面有一个说法，离开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放开政府机制起决定作用，我觉得这个不对。在未来市场机制结构下起决定作用，不是放开政府机制起决定作用。这样的话，政府作用就没有边界了。一旦政府作用没边界了，政府就会延伸扩大范围自己去创造。如果你谈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话，我们说你把前面的机制拔掉，后面都是市场机制起作用，你政府只在这个范围内起作用，道理要讲清楚。市场机制更好的发挥作用，我的理解是两个不是并列。
　　改革开放30年的经历告诉我，一定要在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里面，要建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既要重视顶层设计，更要培育微观的改革经济形态，这个不多说了，如果熟悉中国过去30年走过的改革道路，我们知道所有成功的改革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原则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有了这个原则就放开去干。中国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还有50%没有松绑出来。
　　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讲，过去的改革两条线一条产权，一条价格。产权属于财富创造主体，并且引入财富创造经济的问题。价格给了财富创造价值当中的评价机制。未来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话还要沿着这两条线往下都，改革的核心无非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土地改革。如果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纳入到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就是一句空话。中央文件也写了怎么落实的问题。
　　最后是价格体系改革，价格体系改革背后是要素配置的扭曲，要素配置扭曲背后是价格扭曲。前30年中国在一般改革当中取得了成功，后20年中国要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话关键是要素价格的改革。要素价格改革最重要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沿着这几条改革的话，党的文件讲的很清楚我们要落到实处，把改革推进起来就有动力了，有了动力未来中国的经济形势增长不愁，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有很大的信心，中国未来还是非常美好，但是前提是能不能真改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