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侨商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2016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11月18至19日在北京举行。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院长周立群出席并演讲。他指出,目前一带一路率先走出去的大部分是国企,应该让中小企业也融入到一带一路,要引导他们进入经贸合作区。
以下为演讲实录
周立群:各位同仁下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就“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所遇到的问题及破解路径跟大家作一个交流。
大家知道,“一带一路”这个愿景和行动计划已经实施三年。这个愿景和行动计划的实施引起国际方面的诸多的关注,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它的推进进度和成果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期,这些我们都了解。
我今天的主题“一带一路”推进中遇到的问题,第一,如何助推民营企业走上“一带一路”?第二,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第三,如何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这也是我们目前“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比较破解三个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一带一路”的实施有五大重点,分别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推进最快就是第二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了很多重大项目,尤其是在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码头以及输油输气管道先行,以及贸易、资金融通奠定了前期的基础。
从目前的进展看,仅三年的时间我们在海外大型的电站、输油、输气管道项目40多项,涉及19个国家,而且在18个国家建立52个经贸合作去,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
问题恰恰在这里,我们新开启的中东铁路。现在的问题如何助推民营企业走上“一带一路”?大家知道,率先大部分走出是国企、以及大型工程项目,基本上国军和中央军,对于中小型民间企业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突出了。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很大,收益回报的周期很长,有的得十多年才有投资的回报,有得更长时间,这中间不包括众多的风险。对于大多数的市场主体,尤其中小企业走出去要找到谋利点,自身的机制和自身的实力不允许很长时间内没有投资回报,他们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日益突出。在我们总结和成就重大项目的时候,我们很少看到这些企业走出去。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支主力军,对于“一带一路”真正实施效果以及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来说极为重要。
为此这个命题就目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回避重大问题。为此在这个方面有五个建议和思考:
第一,如何构建一个民营企业融入和参与重大工程项目。正如同国内很多重大项目一样,由重大工程项目引领和带动中小企业走出去。
第二,要引导民营企业进入经贸合作区,目前我们和几十个国家在国外建立了50、60个经贸合作区,这些园区在运作模式上,同国内的新区、工业园区、创新区,如何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园区,这是问题之二,也是路径之二。
第三,要走向世界,要培育我们目前所有的商会和协会,培育他们成为国际化的商会和协会,提升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和走出去的,在这个方面我们台湾地区、东南亚地区,很多小的区域和国家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先行经验。
第四,国内很多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如何实现点对点、园对园国内外相呼应的对接。国内一些较成熟的模式也包括在国内形成了一些产业的集聚和产业链条可以向国外延伸,以及相应的对接。这是我的第四个建议。
第五,要构建一个民营企业“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的知识和辅导体系。而这个知识和辅导体系成为政府一个重要的职能,包括信息的交流、保险体系的构建、对资产、对产权以及对人身安全的保护,以及踏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生产基地有培训、辅导,乃至跨文化方面的交流。这一点日显重要,这也和国内企业界发生的变化一样,很多培训机构开启这方面的研究项目,而且很火,这是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引导和助推我们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主体融入“一带一路”,而且走入“一带一路”,这也是深化我们“一带一路”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问题,如何在“一带一路”构建中兼顾各方利益,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这也是我们行动计划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我们踏入了“一带一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涉足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差异极大。这也是使得我们中小企业要走出去遇到一系列的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要在这个过程中,仅从经济角度说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寻求利益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这是决定走出去的投资也好,合作也好能否成功的关键,我们在国内做得成功的,同样成功的模式移出去的时候有可能不成功。这些年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遇到新的困难乃至冲突,都和这个有关,这也构成了现实中和理论上的新命题。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重要论述,这里面要摒弃冷战思维,摒弃联合博弈,那种狭隘的思维,实现互利共盈。在历次“一带一路”重要讲话和今年七一讲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这个思维和以前冷战思维是迥然不同的,这是一个新的思维理念。在这里,我们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实现的目标并不是你赢我输,我赢你输。而是最终大家共同受益,实现共赢。
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有四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和研究。
第一个问题,关于换位思考和把握对方需求。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我们要考虑投资的区域,投资的收益和回报,这里纯粹的经济分析远远不够。换位思考就是与合作方的这些国家,他们在合作中间真正需求是什么?而且要换位思考,要把握他们合作需求,既包括短期的需求,也包括长期的需求。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尤其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他们独立和建国的时间较短,以前诸多都是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地,或者是附属国。这些国家在文化领域以及历史渊源上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同时也包括这样一些阴影。因此在把握这个问题的时候得换位思考和把握对方需求的时候也要考虑这方面历史、文化方面的背景。
第二个问题,在合作过程中要寻求最大公约数,要为合作方留更多的利益空间。我们在“一带一路”实施建设中遇到了很多在媒体上的噪音以及利益冲突方面所出现的问题,我们给人家留的利益空间远远不够,要给他们更多的预期。因此合作最大公约数和合作方的利益空间应该纳入“一带一路”利益空间。
第三个问题,我们和对方某一个合作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探索形式中为第三方合作,有利益合作者,就是第三方。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并不排斥第三方,而不是通过利益的合作把第三方挤出去,包括市场竞争对手,我们要寻求第三方合作,乃至多方合作新形势。在国外承担很多工程项目的时候,我们的国际性联合共同推进。
第四个问题,共同探索产能合作的规划和机制。今天的“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先倡导的,得到众多国家的呼应。与此同时,我们在国内表述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战略,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规划。如何使这个战略、或者形成共识,成为合作方多方的规划,以及实施这个规划愿景一个机制,这是我们探索一个重要问题。而不破解这个问题,“一带一路”的推进不能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景和行动计划。
第三个问题,如何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在“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计划实施中,我们一个重要原则是按照国际市场的规律和国际规则来办。这也是我们合作一个重要基础,这就引起了更多理论思考,这里有五个问题需要有重新探索。
第一个问题,近十年来,我们从加入WTO开始,全面融入了全球化。我们融入了全球化以后,也包括WTO规则,我们如何评估中国遵循规则的利弊得失,我们融入全球化程度已经遵循了国际市场的规则和规律,还是有差异。这个问题我们回避不了。如果这个问题肯定的话,中国如何参与这些国际规则,特别是新规则的制定。进而带来了第三个问题,我们如果遵循这些规则,正在参与很多新规则的制定,目前我们正在更高层次上和更高水平上开放上,尤其自贸区的试验,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是更贴近和更遵循国际规则、国际市场规律呢?还是要走有别于这个规律和规则。与此同时,这个命题进一步提升涉及到中国今天已经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被国际社会认为重要角色,并且日益扮演引领作用。在西方很多经济体实行了很多贸易保护的同时,中国正在大踏步的推进贸易和资金的融通。今天我们要引领全球化,我们要靠什么来支撑?
最后一个命题,涉及到我们经济学研究不能回避一个理论创新的重要命题,也就是遵循国际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中国的改革方向到底往哪儿走?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探索世界经济的问题时候,我们学的第一个理论是帝国主义论,通过这个理论了解世界。这些年随着中国大国的崛起,理论界也在探索“大国崛起论”,经济学的发展有了新结构经济学,也提出了全球治理理论等等。今天我们融入全球化,而且要搞命运共同体,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也是我们经济学理论创新一个重要取向,而这个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涉及到中国改革方向和融入全球化的改革方向。进而把这个命题进一步提升,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国际规则、国际市场的规律是什么关系。
以上就是我就“一带一路”这个愿景和行动中所遇到的一些难点和突破问题,一些初步的思考,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分布在我们“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实践的前沿,进而也是理论的前沿,我们共同来破解这个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