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张建华-张培刚发展研究院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迫切需要尽快地发展经济。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国际领域看，对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者主要包括：威廉·吕彼克、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优格·斯塔利、K.曼德尔鲍姆以及印度和拉美学者。

中国学者张培刚在1949年出版《农业与工业化》，则系统构架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框架，他提出的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观点、农业的五种贡献、工业化包含制造业的发展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动态影响、外资外贸对于农业国的重要性、企业家技术创新对于发展的发动作用、以及制度既可发动又可限制发展等。这些理论成为后来蓬勃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内容。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与再革命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其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此时期主流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即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和发展计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亚四小龙），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并形成新古典主义复兴。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这些观点和主张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

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经济学重新遭遇一系列困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发育与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并不因为新古典主义政策的实施而得以自动消除，经济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过度推崇和出口导向的过分喧染，再加上金融体制的不发育，各种结构二元问题的长期存在，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政策甚至在一些曾经取得相当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也遭遇了失败的教训。因此，发展理论期待着一种新理论的创新。

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展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主要变化包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也被运用于发展研究。二，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治理贫困、追求公平、以人为本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共识。三，从全球角度和新技术革命的角度考虑发展问题。涉及议题包括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四，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崛起并广泛引入发展领域，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五，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张培刚教授主张，扩大研究对象、改进研究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框架，把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结合，主张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未来

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需要经济发展原理的指导。因此，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西方学者的发展理论和政策主张，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蒙。特别是正值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出现的工业化战略转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

主要包括：一，由过分强调计划化和国家干预转向更为重视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实施市场化取向改革，充分调动了经济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间与日俱增的消费和投资潜能，推动了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二，由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片面工业化转向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全面工业化。中国逐步深化对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通过农业产业化、乡村工业化、城市一体化、新农村运动等战略实施，加快改造二元经济结构。三，由强调采取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的内向型工业化转向十分重视外贸外资作用乃至主张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外向型工业化。中国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通过技术学习、制度模仿、产业联系和市场扩张，努力实现经济追赶和快速发展。四，由单纯重视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的原始增长型工业化转向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增长的工业化。过去曾流行一种观点，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物质资本的稀缺，因此物质资本积累和要素的充分投入是工业化的关键。近来，中国也意识到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也开始重视技术引进、技术学习模仿和技术开发，实现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化进程。五，由单纯追求经济本身的增长转向重视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协调和谐的可持续增长。六，迎接新的信息化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新型工业化浪潮。一方面继续奉行既定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使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化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这也是传统意义上工业化；另一方面以信息化赋予传统工业化崭新的内容和现代含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加速转型发展时期，正面临许多困惑、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失衡问题严重，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偏弱，产能过剩形势严峻，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财政金融的风险加剧等。三农问题依然严峻、收入不平等与城乡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破坏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外部失衡以及腐败问题严重。此外，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挑战加剧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而且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威胁政治体系的稳定。

中国再一次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当下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理论界在一些发展战略制定上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伴随着农业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选择？是消费主导还是投资主导？是继续重视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是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还是建构自身产业体系？是工业化主导还是城市化主导? “稳增长”和“调结构”如何调整优先顺序？如何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收入分配如何伴随经济发展不断改善？面对人口红利不断减少、成本不断上升，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从现存的西方主流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体系中找到满意的答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察、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为我们创新发展理论、构建新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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