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再版纪念座谈会简报（下）

由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华中科技大学举办，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张培刚英文版《农业与工业化》再版纪念座谈会”于2012年4月2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国内外知名经济学者、兄弟院校及相关出版界人士和华中科技大学师生出席了发行仪式暨张培刚著作纪念座谈会。会议围绕张培刚学术思想的生命力与新时期的工业化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国际适应性等具体内容展开了研讨，我们分两期简报座谈会研讨内容。本期报道国际视野下的农业化工业道路和新型工业化与中部崛起两个方面的研讨内容。本期报道陈文科、李佐军、秦尊文、曹阳、马颖、郑良中和蒋蕾等人发言主要内容。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文科畅谈了大国研究视野对于今天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必须既包含对非经济因素的“历史幽灵”分析，即传统守旧的经济历史文化影响，也包括对经济因素的多元分析。大国发展研究中非经济因素分析本质是改革问题研究，其中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多元经济的存在现状使得发展中大国始终面临如何实现全面协调，保持快速发展的问题，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李佐军谈到农业工业化理论是张先生当初先对欧美日的工业化的历史和背景认真研究比较，在三种不同模式的工业化基础上，着眼于中国的现实，提出具有国际适应性的农业工业化研究问题。这个视野是具有国际水准的，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必须是在这个视野下分析，正视国内和国外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节节下滑将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从国际视野下看待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必然趋势。至于该现状形成的原因，他表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国开始进入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国际外需下降；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后半场；人口、市场化和国际化红利减少是最主要的六点原因。

作为中国经济学者，国际视野可以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具有国际适应性。但是立足点始终还是应是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武汉大学马颖指出，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还是一种物质形态。把中国经济的问题研究好，就可以在世界有一席之地，至少可以占半壁江山。中国的经济多是规模经济，这个规模经济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的两大假设提出挑战，一个是人均边际收益递减，还有一点是规模报酬不变，经济发展如何是规模报酬不变，只能限于边界条件。经济发展不会是规模报酬不变，中国经济的特色在于它很难用边际分析和规模报酬不变来分析，在西方经济学，规模经济到目前为止是无解的。

华中师范大学曹阳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工业化，着重分析了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工业化类型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绩令世界瞩目。在解读“中国奇迹”，或解析“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文献中，对政府作用的评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极大的分歧。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工业化，政府不仅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市场秩序；政府还培育市场，甚至创造市场。但是，政府也垄断了许多重要资源，并且在相当一部分领域替代民间，替代市场。在政府上述包罗万象的职能与作用中，良性政策往往与劣性政策交织在一起，基本长期性政策与临时过渡性政策交织在一起。实现新型工业化，关键在于明晰政府的权力边界：凡是市场能办的事情，一律交给市场；市场不能办的事情，尽可能交给社会；市场和社会都不能办的事情，政府要在社会监督下办好。

同时，湖北省社科院秦尊文认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对于中部崛起意义重大。中部几个传统农业大省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现在搞的统筹城乡发展，实际上体现了张先生工农同“化”的工业化思想。而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先导作用。近十年在中部地区有着很好的验证，中部地区当前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重视交通运输、动力工业等，在工业化中起着“先行官”作用有密切关系。而中部崛起目前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管理，这个正是工业化的重要发动因素。

《支点》杂志的郑良中作为新闻界的代表，认为传承张培刚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对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则认为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传递出来的知识仍然能够指导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些理论结合张先生早年在中国农村的观察与思考，比西方的纯研究型的学者的理论更有实效性，是具有真正的出版价值的经典之作。

（左月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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