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郑必坚提出，中国要在与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分享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和平崛起。这一思想已经被中国领导层接受，作为制定未来政策时的国家战略。
郑必坚是中国伟大的战略家之一。他认识到中国不能效仿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他指出，中国要避免采取那些已经不适应未来发展的旧战略，例如19世纪末欧洲采取的战略，这样的战略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必须摒弃权力政治、冷战和霸权竞争。
如今我们可以感受到，竞争的因素是存在的，但大国关系中的合作和协调的因素同样存在。这使得霸权竞争的概念基本站不住脚。
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避免了霸权竞争的出现。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了发展，逐渐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世界重要的一部分，使得霸权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过去5年不复存在。
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的GDP即将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对中国来说，其最大的挑战就是采取何种姿态，以及如何定位其作为经济大国的角色。
为此，中国还必须把巨大的国内问题考虑在内，及其在自然资源、能源和先进技术上对别国的依赖。
中国并没有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野心，因为它认识到，若要管世界其它地区，中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同时中国也没有这种管的意愿。纵观其整个历史，中国都没有这样的野心。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大国。其“野心”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外部的认可，而非去管或是征服别国。
不可否认，东南亚或是东盟成员国在各自的对华政策上不尽相同。然而，总体而言，该区域接受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在经济上现在及将来都会变得更加重要。在历史上，大家一直认可和接受中国是本地区的重要国家，而且本地区必须重视这个国家。
倘若霸权主义基本上行不通，那么对中国和本地区而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最佳战略。与地区机制相联系的和平崛起可能恰好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正确战略选择，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利益，尽管加强双边关系同样至关重要。
具体说来，巩固东盟和中国共同利益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在各方接受的南海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f Conduct）的基础上，制定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这一举措旨在建立一个机制，防止在该地区发生冲突，或是在冲突发生时制止或处理冲突。这一行为准则并不是试图解决领海争端，而是旨在营造一种和平和稳定的氛围，使未来找到解决方案变得更容易些。
如何能做到这些，对中日东海钓鱼岛（尖阁列岛）争端也将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应鼓励中日两国致力于共同合作，在此方面两国曾做出过承诺，但从未得到实施。中国的行为和反应应当更加适度和微妙，而日本则必须承认这些问题是历史问题，是二战结束的遗留问题。在二战遗留问题上，要鼓励更多地采取中间政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这会使解决问题对整个东亚地区来说都变得更为复杂。
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应当建立起直接的沟通渠道，准备防止未来突发事件升级为冲突或战争。归根结蒂，建立互信是双方的事。
美国的角色和政策也应当与东亚地区的微妙情况相适应。美国重返东亚的政策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的，而是一种错误本能反应的结果。由于政策实施初始，美国就在东亚地区加强安全部署，因而该政策显然被中国误读了。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应当周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地区共同利益同样覆盖经济领域。在贸易方面，如果美国愿意放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门槛，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能够抬高其门槛，让整个地区的加入更有意义，那么二者可以是互补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本地区的利益最大化。中国和美国都不应将其它国家拒之门外。
如果上述政策转变能够实现，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中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和平崛起战略是可以得到实施和认可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