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反思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文章作者：张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教授以《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反思》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本文根据张建华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我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今天我主要探讨数字时代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以及数字时代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挑战。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往往要站在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赶超者和后来者的角度，来看待当前时代提供的机遇与挑战。的确新时代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关键问题是怎么看待机遇、如何迎接挑战。

回顾过去200多年工业革命史，大致可以发现，每次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包括产业层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而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在过去30多年当中已经发生了多次迭代。从最开始的互联网，再到后面数字化的新技术，乃至于最近一两年出现的人工智能革命，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这次变革已经到来，前面的专家学者也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些影响实实在在已经发生。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及其带来的机遇？

数字经济具备五个新经济特征。第一，数据创新性。数据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关键的生产要素。数据在以前是一种信息，提供的是一种信号功能；而现在的数据扮演的是关键的生产要素。第二，平台依耐性。数字经济已经构造了一类产业，尤其是核心的ICT产业，信息与通讯技术成为新的基础性的设施，甚至成为了生产和生活依赖的平台，整个社会可能都依赖于平台。第三，跨越时空性。供给和需求的界限日益模糊。第四，融合渗透性。互联网变革了生产关系。第五，智能驱动性。人工智能极大提升了生产力。这些是从技术层面所作的一些思考。

从经济层面判断，数字经济对需求、商业模式、政务模式、贸易模式、金融、科技等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我们应当思考这些冲击背后的影响，同时去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在数据要素这一新生产要素引入以后给社会带来的总体效益的改变，以及对整个经济的变革。这就涉及到对数字技术相关的新规律要有所了解。比如说它是如何变革的，在时间周期上有什么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构性转变，怎么评估从经济层面到社会层面的影响？还有一些新的规律和效应值得关注。比如说摩尔定理、梅特卡夫法则和飞轮效应。飞轮效应超越技术层面就是社会经济层面的相互影响性。飞轮效应是指，把一个新的大飞轮转动起来的时候很费劲，但一旦转动起来以后停止又很难。这里面反映了它的复杂的情形，而这些东西值得从理论上总结。

数字产业形态的变化涉及到几乎全领域。现有统计数据表明，核心产业ICT的贡献占比是7.8%，其最新目标是达到10%。也有统计数据现实，产业数字化占比达到40%-50%。这里面的统计口径存在不统一的问题，涉及到对数字产业统计中是统计直接相关的还是间接相关的，这个不同的度量标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数字产业份额。

前面有专家提到了索罗悖论。我也认同数字经济存在索罗悖论。这是因为：第一，存在测量误差的问题；第二，社会认知存在滞后的问题。除了这两点以外，我认为还应当思考数字鸿沟与分化效应。如果说数字经济发展不能让每个人获得相同机会，或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差异化，以及在结构上出现分化，这些恰好是我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是应当特别关注的。

研究欠发达经济体或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问题时，更应关注数字经济的鸿沟效应和分化效应，是否可能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和强化结构扭曲？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还应该关注数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究竟在哪些层面，在结构层面上的冲击形式。比如说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平台经济的现象是一个很微观的表现，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的差异化，而这里面一些公共的和私人的空间安全问题，则会引发治理和监管。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反思落后的经济体要克服的具体方面。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特别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此，中国提倡建构自主的发展经济学知识体系，就是要回答现有理论中无法回答清楚的问题，尤其是在新的技术革命下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比如说当下中国推进工业化的时候，面临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再比如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问题、双碳问题、工业化与信息化（双化）融合、三业深度融合等，从产业层面到社会层面是否会引发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背后的体制机制。前面有专家指出数字经济带来的正面效应，以及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但背后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怎么构建，背后的新旧动能转换，面对开放的格局全球价值链重构怎么处理，以及产业现代化过程中怎么处理安全、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做一些思考。

具体而言，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我们需要在四个方面着重考虑。第一是增长动能转化的问题，第二是结构转型的问题，第三是处理好开放和自身的安全发展问题，第四是完善治理体系的问题。

我们要思考在数字经济冲击下，如何处理摆脱贫困陷阱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现阶段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和之前脱贫攻坚相比而言，可能面临的问题更复杂。这要求更多的人群在公平发展当中追求包容的发展，这是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因此，建构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要处理好“均衡化、数字化、绿色化”情况下的发展问题，其中关键就是要如何处理好传统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公平和效益的矛盾，这也是当下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急需处理的。这些是传统的话题，也预示着基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有可能在理论上作出中国式新贡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下一步在理论探讨方面乃至政策体系创新上，需要做一些深入开展研究工作。主要包含五个方面。

第一是通过数字化驱动创新发展研究。这与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密切相关，实际上就是创新驱动的问题，这也是本人最新研究的领域。最近，我刚刚在经济学科出版社推出了新著“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主要就是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环节，寻找创新动能转换，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乃至于全球价值链的层面如何寻找以创新驱动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然后实现包容性的长期的持续增长。

第二是以均衡化促进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我国要实现更公平的目标，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地区发展过程中，利用数字化红利的同时促进公平发展。要研究城乡融合发展，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多个维度展开，尤其是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功能方面实现城乡融合；还要重点聚焦区域协调发展，我国目前东中西部经济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要重点考察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路径和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推进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

第三是以绿色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总体上应围绕“生态、经济、生活、政府、创新”多个方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探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路径，创新生态经济化实现机制与路径。这涉及背后的制度问题，机制设计、市场设计，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很多制度都需要在处理好这两种关系的情况下把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第四是应当构建高水平开放体系的贸易理论体系研究。如何将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探究如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五是中国现代化新道路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研究。探究如何解决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这两对矛盾，在长期中如何动态处理两者关系。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研究如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与理论体系相适应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