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谋求高质量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变革，需深入研究服务业内部的结构性关系。与制造业产出不同，服务产出具有无形性和高度差异性的特点，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还具有中间投入性、知识技术密集性、报酬递增性和高进入壁垒性等特征，因而提高服务业中的现代服务业供给质量十分重要。
一、文献回溯与评价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及其成因的讨论日趋热烈。这类陷阱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低中高不同阶段都有可能发生，重要的是探讨驱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背后主导力量的变迁。在人均收入达中等收入阶段后，许多经济体都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的趋势。相关文献中常常提到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即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进步部门”，劳动生产率“停滞部门”供给的商品和服务费用越来越高。
鲍莫尔认为，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滞。Fuchs对美国1929—1965年的服务业统计数据作了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使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最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导致服务业的成本较高，而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于是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亦有很多学者对鲍莫尔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后续的理论研究主要沿着微观的生产函数设定和宏观的一般均衡模型两条思路，对鲍莫尔模型进行扩展。
微观经济学的思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不考虑消费者效用函数，仅从投入产出角度研究其局部均衡问题。服务业的产品若作为中间产品而非最终产品时，经济增长便不会停滞，服务业不会带来“成本病”。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Oulton。在Oulton模型的基础上，Sasaki进行扩展，服务业既为制造业提供中间产品，又直接生产最终产品供给消费者。结果发现，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会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经济增长率长期仍趋于下降。
宏观经济学的思路基于一般均衡论，将服务消费引入效用函数和人力资本积累函数，认为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总体经济增长率的不断提高，其正效应可以抵消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带来的负效应，从而克服“鲍莫尔成本病”。这一观点由Pugno首先提出。程大中和汪蕊对Pugno模型进行扩展，得出服务消费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率的结论。
从服务业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可将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逻辑表述如下。消费性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消费性服务业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有限，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而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及生产率提升，严重依赖于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培育积累。若员工不愿投资于人力资本，或教育部门培育人力资本的效率过低，将导致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匮乏。没有足够的高层次人力资本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将陷入停滞，并加深消费性服务业生产率的下滑，导致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增长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阶段的服务业升级，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关键着力点。
那么，如何选择产业升级的方向，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在以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视角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中，出现时间最早、研究最多的一个分支，是引入基于商品进出口数据的产品空间理论，探讨制造业的高端化对跨越的作用。
在世界经济复苏异常、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坚决贯彻落实上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的战略部署，是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关键之举。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正是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与扩张，能够得到所需人力资本源源不断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从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视角，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及其数值模拟和实证研究，系统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本供给与生产性服务业及消费性服务业的结构性匹配条件。
二、服务业结构演化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典型事实
现选取2015年人口在300万以上的45个非石油出口型经济体1950—2010年的数据，刻画世界服务业结构演化的典型事实。服务业各部门的不变价格增加值数据，来自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心（GGDC）的10部门数据库以及联合国数据库。人均GDP数据来自麦迪森数据库。结果显示，消费性服务业在服务业总体增加值中的重要性，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下降。
虽然在中低收入阶段，生产性服务业未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消费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全部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呈现三个不同的阶段。在低收入阶段，这一比重上升；在中等收入阶段和不超过2万美元的高收入阶段，这一比重持续下降；在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后，这一比重保持基本稳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虽然在低收入阶段有小幅下降，但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都保持上升势头。
为了进一步揭示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收入经济体和跌入陷阱的经济体之间，服务业内部结构随人均GDP增长的差异，在上述所有45个经济体中，选取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和拉美主要经济体分别作为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拟合其各项指标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结果说明拉美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萎缩。与此同时，拉美经济体消费性服务业因得不到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支持，同样快速凋零。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是依靠其具备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来实现的。上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典型事实，在亚洲八个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项指标中的分化更为明显。
总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其制造业的发展更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较低，制造业的发展更依赖于物质资本的直接投入，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依赖于制造业本身的发展水平，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较差。例如，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仅从服务业的比重看，远高于同期的日本和德国。但从服务业结构来看，其低效服务业的蔓延，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顺利转型，反而催生了“鲍莫尔成本病”，导致过早去工业化、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而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呈现出的特征是，越来越趋向于知识技术密集服务业的结构高级化。
三、服务业结构升级视角下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机理
为分析服务业结构升级视角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和跨越条件，下面构建包含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力资本供给相匹配的数理模型，探讨服务业各细分行业间的相互作用机理。随着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及其需求升级和资源禀赋结构变化，服务业占比逐渐加速提升。服务业占比增加既可能是需求拉动的，也可能是供给推动的，还可能是产业分工细化引起的。消费性服务业的自身生产率提升有限，在效率无法改善的情况下，加速扩张容易导致“鲍莫尔成本病”。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消费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如果能够与高层次人力资本供给相匹配，那么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将有利于研发投入增加，从而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间接提升消费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就能使服务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持续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鉴于消费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性：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更多地是作为其他商品和劳务生产者的中间投入，消费性服务业主要生产直接面向大众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假设生产性服务业的部分产出将作为消费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建立基本模型。引入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后的扩展模型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后的匹配模型进行分析。
对于理性预期均衡而言，可从代表性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以及代表性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中，寻找纳什均衡解。具体而言，存在如下三种均衡。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增长均衡。在这种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中，员工预期企业会投资于研发，导致他们预期的工资增加，激励他们投资于人力资本。反过来，与继续沿用现有技术相比，人力资本存量的预期增加，提升了企业研发投资的预期收益。因此，企业确实会投资于研发。二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低增长均衡。在这种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中，企业发现投资于研发无利可图，而员工同样预期企业不会进行研发投资，因此相对于高增长均衡，他们会大幅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在这一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率场景下，继续沿用现有技术的收益将超过投资于新技术的收益，企业将不会进行研发投资，员工的预期得以实现。三是两种均衡并存。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增长均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低增长之间的均衡。
四、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数值模拟
（一）对数值模拟有关参数的估算
现使用2005—2016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拟合模型参数，数据源自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和国家统计局、科技部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对于短动态面板而言，参考Arellano和Bond的方法，进行GMM估计，获得参数估计。
（二）基于中国情况的数值模拟
代入参数，分析可知，在增速下台阶的同时，保证质量上台阶，实现高质量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大力发展包括研发设计、信息通信、物流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并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业方面，推动人力资本供给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更好地实现高层次人力资本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匹配效应。
（三）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政策模拟
第一，人力资本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提升人力资本的供给效率，对于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意义。提升教育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效率的关键突破口，在于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多样化、区域间比较均衡的教育服务产品。第二，创新的成功概率和效率提高的影响。提升创新概率与改进效率，同样能有效推进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可采用以下政策措施：促进创新的共生化；推动创新的政企合作；加强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第三，利率提升的影响。如果中国的基准利率上升，将对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继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更多是长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需要以我为主地着眼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现有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人均收入达一定水平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情况。服务业占比的持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但服务业占比并非越高越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体经济的顺利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在服务业经济结构变迁中，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
目前，中国正处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并且已经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针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风险，下面就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相关的大政方针性建议。第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人力资本的匹配效应。第二，增加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行业的有效供给，提升培育积累人力资本的供给效率。第三，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及消费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互动融合。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