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要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这一原则如能贯彻到一些具体领域的改革中去，将能产生很好的财富均衡分配效应。 |
经济转型已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和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认识到，中国经济转型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命题，而是一个需要联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多方改革的综合命题。当然，这是从宏观的视角得出的基本共识，那么从微观的视角来看，如何有力推动和有效检测中国经济转型的进度呢？
我以为，不妨以均富为目标、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加以考察。这也是任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总体财富的“蛋糕”快速变大，但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却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与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点下降至当前的43%左右，国家财政收入在1994年至2011年之间增加了近20倍，而同期GDP仅增长了近10倍，且财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动GDP增长和自我消费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事业上，使得老百姓捂住钱袋子不愿消费。
二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已经由1982年的0.249提高到一个较高水平，使得社会阶层有分化、刚化的趋势，在就业、养老、看病、住房、上学等方面缺乏基本平等的竞争起点，造成起点不公、机会不均、社会流动性不足，很多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与此有关，如不加以重视，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
三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11年的3.44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有固化和加剧的趋势。由此也衍生出老弱农民问题、失地农民问题、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
上述这些收入结构、财富结构的不合理布局与体制性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有很大关系。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要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这一原则如能贯彻到一些具体领域的改革中去，将能产生很好的财富均衡分配效应。具体来看，我们需要思考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是如何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和力度。在考量政府绩效的时候，仅仅依靠GDP等增长性指标就是非常不全面的，不利于政府职能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公共服务等发展类指标应成为硬约束，这就要求政府少伸“掠夺之手”，多伸“援助之手”，采用“无为之手”，让财富更多地流向百姓而不是政府自身，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第二是如何促进中产阶层的崛起。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看，中产阶层是现代公司的产物，没有公司群体的崛起就没有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过来说，大量企业的倒闭，将会拖垮一批中等收入者。所以，关键还是政府要向市场让渡本应属于市场、企业的那些权力和权利，破除行政性垄断及斩断与之相关的灰色收入渠道，让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力量充分生长。
第三是如何促进市场导向的城镇化。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让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减少，而做到这点的唯一途径是坚持市场导向的城镇化道路。好的农地制度可以使城镇化的成本大大下降，使农民获得分享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和经济繁荣的权利和渠道，同时极大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所以，应该在市场化、城镇化的导向下，让土地在城乡间自由而有序地流转。（编辑/方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