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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再版纪念座谈会
发布日期:2013-2-23 12:38:47   来源:    字体:  
为了纪念张培刚先生,张五常教授与北京中信出版社洽商,在内地再版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版,书中张五常教授再次为书写序——《经济发展的真谛再为大哥序》。2012年4月21日由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华中科技大学举办,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张培刚英文版《农业与工业化》再版纪念座谈会”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张五常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晏智杰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博士等30余名专家、学者;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兄弟院校及香港花千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报》、《支点》、武汉文联、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会等有关负责人和华中科技大学师生也出席了发行仪式暨张培刚著作纪念座谈会。会议围绕张培刚学术思想的生命力与新时期的工业化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国际适应性等具体内容展开了研讨,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和建设性的观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特为座谈会写来专稿《张培刚: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探索者》。胡鞍钢指出,6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探索过程,有两种探索模式,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提出变农业国为工业化国家的国家工业化模式。一种是以张培刚为代表中国学者的理论探索,其代表作是《农业与工业化》(1949),以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工业化。上述两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和知识不沟通性和不对称性,因而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过来讲,也才显示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巨大的知识价值。他认为,张培刚先生把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普及于整个社会。”这一定义深刻地表达了工业化的实质,而不是工业比重增加这一肤浅的认识。
 此次《农业与工业化》再版,由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张五常教授力荐。张教授对张培刚先生的一生及其成就评论道,“如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在讨论阶段,张五常教授认为,《农业与工业化》是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西方从事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对落后之邦的农民生活一无所知,只是胡乱猜测下笔。印度学者众多,可是研究水平不行。张培刚先生这部《农业与工业化》征引西方的论著既广且博,但字里行间的思维是围绕他早年在中国农村的体会和观察,既切实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研究整个亚洲农业国的发展,一定要看这本书。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肯定了张培刚先生为发展经济学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认为《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张培刚先生是中国学者能在国际学术上争得一席之地的杰出典范。并在哲学和经济学学科交叉层面提出多元化的矛盾、冲击与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使得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开始多元化,多元化带来的冲击和矛盾急需解决,发展值得研究。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一个深刻的转型。而这一种转型,既是当年张培刚先生所提出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继续,又有着更加深刻和复杂的背景,发展经济学还任重道远,中国经济学者们要在世界上作出与中国迅速崛起相称的原创性的学术贡献。
 北京大学的晏智杰深情回顾了张先生的学术人生。讲述了关于张培刚先生的研究精神和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他指出张培刚教授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对任何现代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尤其是农业对于工业的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五种贡献论,对当时世界上存在的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都是适用的。对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工业化来说也是适用的。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中关于计划、市场与经济体制转型的论述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当前经济体制转型,深化改革,实行全面工业化的现实问题,只有重读张先生的文章,了解当初研究设定的假定条件和思想推理,才能与时俱进针对现实的改变而做出相应适当地调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总结了中国的经济思想发展过程,认为在17世纪之前农耕文明背景下面产生的中国经济思想领先世界,曾经影响了西方世界。之后是西学东渐,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展开了农业化与工业化立国之争。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是其中的领先者,这个理论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可以得到其普遍的适应性。在座的经济学者认为《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武汉大学的郭熙保谈到该书百读百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则指出其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至少包括五点:《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至少包括几点:第一,完整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最早提出了农业对工业化的五大贡献理论,比后来库兹涅茨所提出的类似理论要早16年,比其他经济学家则要更早;第二,提出了独特而全面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因此,能够防止和克服通常那种把“工业化”片面理解为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忽视甚至牺牲农业的做法;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的相互影响;第四, 论证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先导作用以及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第五,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国与工业国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农业国无论是吸引外资还是与工业国开展对外贸易,均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为工业化之故,仍需从工业国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
湖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的王顺华实践经验丰富,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指出,张培刚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不仅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湖北地区的工业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从发展中大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来看,工业化往往是局部开始,最终达到整体性发展,没有各个地区的工业化就没有国家工业化。
湖北省检察院的徐汉明则提出《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是一本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经济背景,具有深刻预见和感悟的好书。武汉大学的郭熙保谈到该书百读百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文科畅谈了大国研究视野对于今天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必须既包含对非经济因素的“历史幽灵”分析,即传统守旧的经济历史文化影响,也包括对经济因素的多元分析。大国发展研究中非经济因素分析本质是改革问题研究,其中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多元经济的存在现状使得发展中大国始终面临如何实现全面协调,保持快速发展的问题,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李佐军谈到农业工业化理论是张先生当初先对欧美日的工业化的历史和背景认真研究比较,在三种不同模式的工业化基础上,着眼于中国的现实,提出具有国际适应性的农业工业化研究问题。这个视野是具有国际水准的,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必须是在这个视野下分析,正视国内和国外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节节下滑将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从国际视野下看待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必然趋势。至于该现状形成的原因,他表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国开始进入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国际外需下降;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后半场;人口、市场化和国际化红利减少是最主要的六点原因。
作为中国经济学者,国际视野可以使得中国的经济学具有国际适应性。但是立足点始终还是应是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武汉大学马颖指出,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还是一种物质形态。把中国经济的问题研究好,就可以在世界有一席之地,至少可以占半壁江山。中国的经济多是规模经济,这个规模经济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理论的两大假设提出挑战,一个是人均边际收益递减,还有一点是规模报酬不变,经济发展如何是规模报酬不变,只能限于边界条件。经济发展不会是规模报酬不变,中国经济的特色在于它很难用边际分析和规模报酬不变来分析,在西方经济学,规模经济到目前为止是无解的。
华中师范大学曹阳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工业化,着重分析了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工业化类型与新型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绩令世界瞩目。在解读“中国奇迹”,或解析“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文献中,对政府作用的评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极大的分歧。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工业化,政府不仅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市场秩序;政府还培育市场,甚至创造市场。但是,政府也垄断了许多重要资源,并且在相当一部分领域替代民间,替代市场。在政府上述包罗万象的职能与作用中,良性政策往往与劣性政策交织在一起,基本长期性政策与临时过渡性政策交织在一起。实现新型工业化,关键在于明晰政府的权力边界:凡是市场能办的事情,一律交给市场;市场不能办的事情,尽可能交给社会;市场和社会都不能办的事情,政府要在社会监督下办好。
同时,湖北省社科院秦尊文认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对于中部崛起意义重大。中部几个传统农业大省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现在搞的统筹城乡发展,实际上体现了张先生工农同“化”的工业化思想。而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先导作用。近十年在中部地区有着很好的验证,中部地区当前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重视交通运输、动力工业等,在工业化中起着“先行官”作用有密切关系。而中部崛起目前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管理,这个正是工业化的重要发动因素。
《支点》杂志的郑良中作为新闻界的代表,认为传承张培刚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对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则认为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传递出来的知识仍然能够指导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些理论结合张先生早年在中国农村的观察与思考,比西方的纯研究型的学者的理论更有实效性,是具有真正的出版价值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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